由开科思(Cactus Communications)翻译(开科思为意得辑和Impact Science的母公司)Translation by Cactus Communications (the parent company of Editage and Impact Science)
从周四开始,我的电子邮件、聊天、推特或各种其它信息来源就几乎都开始谈论起了上周公布的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政策备忘录(又名《Nelson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主题是?确保公众能免费、立即且平等地获取到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的成果。现在这份备忘录已经是热点话题了!
虽然其中一些地方的语句较为柔和,使用了“recommends(建议)”和“should(应当)”等词语并正式确立了“public access(公开获取)”这一术语成,但这份备忘录推动开放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
所以我们迅速地向The Scholarly Kitchen网站的博主们提出了问题:你对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这份政策公告的初步想法是什么?
(博主们对这份备忘录有很多话要说,所以该主题会分为两篇推文进行发布,本文是第一部分的推文。)
Tim Vines:作为一名开放数据的积极支持者,我最初的想法是‘这也太棒了吧!’对于愿意听我陈述的每一个人,我都会说政府有一天会强制要求受其资助的研究人员们公开分享他们获得的数据,并且这样的规定可能很快就会被拓展到学术期刊。现在,这一天的到来又近了很多。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Holdren备忘录》(第4节)对数据的规定是非常笼统的(“由联邦资助全部或部分资助的未分类研究所产生的数字格式科学数据应被存储并能被公开获取”),而《Nelson备忘录》(第3.b.i节)则直接阐述到: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同行评审学术出版物的相关科学数据应在出版时就默认免费提供并可被公开获取”。
这种做法很有意义:只有期刊才是一如既往都能获取到论文稿件的,而它们仍然可以进行变更以包含完整的数据共享声明。当作者可能不得不遵守资助方的数据共享政策时,期刊也会有一个明确的‘注意事项’(请做‘某某某’这件事,否则我们就不会发表这篇稿件)。
一个潜在的工作流程是期刊将‘送审中’的文稿交给第三方以评估其对相关资助方政策的遵守情况,并告知作者们需要如何做才能符合这些政策的要求。在论文层级上的合规性监控还能避开这些政策的一项主要争议之处:如何确定应被共享的数据集。我们可以(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实际上很可能会是这样的)花费多年的努力来为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数据和研究类型制定详细的指导意见,但研究人员们仍然会抱怨这些建议并不适用于他们的特定情况。得益于论文层级上的合规性监控,我们就可以在制定出一项广泛政策的同时,通过对单篇论文的审查明确地告诉作者需要分享哪些数据(以及其它成果)才能符合政策的要求;如此,资助方、期刊、研究人员们就都能清楚地知道具体的要求。
……对于皆在实现论文和数据开放获取的这一新手段,《Nelson备忘录》并未提到会提供什么样的额外资源来给予支持。尽管如此,资助方显而易见是要为促进合规而支付成本的。
Clarke和Esposito给出了非常好的注解;他们说到,《Nelson备忘录》并未提及会提供什么样的额外资源来支持这一论文和数据公开获取的新方案。尽管如此,资助方显而易见是要为促进合规而支付成本的。例如,美国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在2021年度的27亿元预算共产出了1万篇左右的已发表论文。它们可能就是这些经费的全部产出了:与这些论文相关的大部分数据集、代码对象、步骤流程和新的实验室物料仍然被隐藏在实验室的计算机之中。将所有的这些产出都存放到公共服务器上并链接到学术基础设施后,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的可被发现性,这对于资助机构而言似乎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可能正如Barend Mons所提议的那样,资助方有可能只需花费不到5%的预算就可以推动开放数据的工作了。(有趣的是,《Nelson备忘录》附带的这份经济分析报告也引用了Mons的这篇工作)。
另一个好消息是,在通过对单篇论文进行审查以推动开放科学的实现方面,非政府的资助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帕金森病研究科学协调会 (Aligning Science Across Parkinson) 最近发布的《合作开放科学蓝图》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另外一个想法是:这份备忘录还指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将在商业模式方面保持中立,但我认为他们可以尝试摆脱论文发表费用 (APC) 的模式,以此取得较大的成就。
APC将对所有投稿进行处理和评审的成本都堆加在了论文被接受的作者们身上,而稿件在被评审后拒稿的作者们是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的。因此,稿件接收率较高国家(例如美国)的作者们其实是为稿件接收率较低国家的作者们支付了同行评审的费用。中国的研究论文数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它们的质量仍然非常良莠不齐。因此,美国纳税人支付的APC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用于对来自中国的文稿进行评审(然后拒稿)了;真的是时候让中国的资助机构们自己承担这些成本了。
相反的做法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可以建议美国的资助机构用提交+出版费的模式以取代APC,这样可以确保他们只支付美国作者所发论文的同行评审和出版费用。
相反的做法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可以建议美国的资助机构用提交+出版费的模式以取代APC,这样可以确保他们只支付美国作者所发论文的同行评审和出版费用。期刊的收入依然会保持不变,但美国纳税人承担的出版成本可能会减半(甚至是更多,特别是因为美国的研究人员们更倾向于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文,而它们的APC与“审稿+出版费用”的比值是最高的)。
Robert Harington:我感到了惊讶——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吧——但我确实感到惊讶。
在我大脑中出现的第一句话是“嗯,我从来没有……”,然后是《飞翔马戏团》中的经典台词:
“我们中断这个过程来惹恼你,让事情变得更加烦人。”
这项决策似乎踢到了马蜂窝,让我们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吧。在现如今这个时代,有谁需要与利益相关方们协商探讨可持续的开放获取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是木已成舟了。然而,我无法阻止自己反思的事,我震惊于这样的强制性政策是如何在未考虑其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制定的,其显然没有认识到学科文化、学术团体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以及研究本身的影响。
毫无疑问的是,学术出版体系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研究人员、资助方、科研机构、图书馆和学术团体——都明白,向公平和包容的开放研究和开放获取出版的转型是绝对必要的。
毫无疑问的是,学术出版体系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研究人员、资助方、科研机构、图书馆和学术团体——都明白,向公平和包容的开放研究和开放获取出版的转型是绝对必要的。不太清楚的是,如何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一最新政策强制要求美国联邦层级的科研资助机构制定新的(或更新现有的)科研成果公开获取方案;这一点本身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没有说明其中的成本由谁承担。它也未考虑过依赖于出版收入的学术团体,而其中有些学术团体所代表的领域的科研人员们可能无力支付论文处理费用 (APC)。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这份备忘录中很少有提及成本方面的问题:
“在与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MB) 协商后,联邦机构应允许研究人员将合理的出版费用以及与数据的提交、分享、管理和特殊情况处理说明等方面相关的费用作为所有研究预算中的允许费用。”
这是否意味着资助方愿意在其提供的经费中给予更多出版费用支持?但并没有提到资助水平的提高。一些学科领域(比如数学)的资助水平是相对较低的,有限的经费应被用于支持研究本身,而不是支付文章处理费用 (APC)。同样也未被提及到的一点是,如果作者需要为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付费,那么他们的发表意愿会受到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们而言,他们可能会利用主要工作之外的时间来获得一些研究数据,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APC。
美国数学会 (AMS) 已经在尝试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了。我们的绿色开放获取政策适用于经过同行评审的作者最终版手稿。我们的金色开放获取对美国数学会的会员是免费的——非会员只需支付少量的费用。我们的新旗舰期刊《Communications of the AMS(美国数学会通讯)》是一本钻石开放存取——免费发文,免费阅读,其上论文采用了可重复使用类别的知识共享许可。我们是美国开放研究成果交换所 (CHORUS) 的成员,因此遵守美国联邦资助机构的现行政策规定。
当然,现在还很难说这一新政策现会如何发挥作用。我确实担心的是,对于数学家们而言,这种为提供充足经费支持的强制性要求可能会给研究人员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David Crotty:对此一直关注的出版机构们普遍认为,使论文可被立即公开获取以及对数据开放的要求一直都处在酝酿之中,这是一个何时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随着这些政策的发布,时间表已被设定,也已经有计划来加速其实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政策在制定时似乎很少地听取过出版机构的意见,也未像《Holdren备忘录》那样与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们进行了大量的协商。事实上,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届政府选择以这种方式制定研究成果的出版政策,这充分说明了科研出版行业(特别是该行业的倡导组织)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佳。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送交至美国国会的财务影响报告中含有一些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严重逻辑断层。报告中承认缺乏一些可用的数据,而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应该是可以挖掘出这些数据的(例如,来自于EMBO或来自于PLOS等出版机构的实际论文出版成本数据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两个)。如果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更为广泛地与出版机构联系,那么必要的信息是很容易可以获得的,并且可以在不依赖于可疑数据来源的情况下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其中引用了一项“研究”,以支持其对“公众获得研究成果和数据的长期管理”进行资助所需的成本的观点,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篇研究论文,而只是一篇编辑意见。有一个例子是,一篇新闻报道在其中引用了一段过时的内容(该引用内容出现于Unsub和COUNTER5等启发性图书馆工具诞生之前),以支持图书馆不会因为免费工具的存在而取消订阅的观点。我们知道这些工具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被图书馆们广泛使用的,而SPARC提供的退订长名单表明了这些免费工具正在有效地被使用。
《Nelson备忘录》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政策议程。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仔细的规划,对可能的次要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发给国会的文件中也没有对开放数据政策的经济影响进行的分析。相较于对研究论文的公开获取要求,对开放数据的要求是一项更大的愿景(潜在的上行空间更大)。为了能被有效实施,这些政策需要广泛的基础设施、持续的维护和改进、数据类型和相关的元数据标准,还有科学界内部的重大文化变革。《Nelson备忘录》呼吁各机构制定计划,以实现对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研究所产生数据的全部存档和公开获取,而不仅仅只是与所发表论文相关的一小部分数据。生物成像实验室或天文学研究团队每天可以产生数以TB计的数据。为了使这些数据满足FAIR原则(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而需要的整理和永久存放工作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注意到我的同事Tim Vines在前面的回答中使用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喜欢的5%这一数字;举个例子,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这些众多机构中的某个机构内的一个子机构每年就将花费1.35亿美元来提供他们的科研数据,而2021年度的美国联邦科研预算也就是1650亿美元。
如果这个数字接近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还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影响;这时,所需的成本会远远高于公众获取论文可能支付的成本。作为《美国联邦层级开放数据政策的一个启动项目 (a Day One Project proposal for a federal open data policy)》一文的作者之一,我非常确定开放数据的重要性和价值,但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以及精炼的时间表,那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Nelson备忘录》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政策议程。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仔细的规划,对可能的次要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前的《Holdren备忘录》一样,此类政策文件刻意使用了较模糊的语言——它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但实际的细节考量和实施方案却被推给了资助机构自行完成。随着各机构开始制定自己的计划,希望会有机会出现一些真实世界的数据以及能了解到最好的政策实施方式。
Tao Tao:自从这一联邦政策指南宣布以来,每个人都在谈论它的影响,而这显然不会局限于美国。人们不禁想知道其它国家的政府将如何反应。例如,中国政府是否会很快宣布类似的政策?在我看来这并不会发生。对于一个论文的出版量和阅读量一样大的国家而言,政府的开放获取策略是不断演进的。
就在几年前,他们对开放获取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的。中国的一家主要科研资助机构首次以官方身份发声支持欧盟雄心勃勃的开放获取政策是在柏林的一次出版会议上,当时一个中国的委员会宣布将全力支持S计划 (Plan S)。即使在那时,我也听到中国的科技出版机构表示倡导开放获取的是图书员们,而“他们并不代表我们”。当时也有许多热门的推文将开放获取期刊描述为掠夺性期刊。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批评的声音几乎消失了,现在有许多讨论开放科学的网络研讨会,这些网络研讨会要么由政府组织,要么由政府资助。尽管如此,虽然政府的态度可能不再模棱两可,但国家层面的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依然不太可能很快推出。
……只有不到5%的中国论文发表在了中国出版机构拥有的期刊上。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这一政策公告增加了中国发展科技出版产业的紧迫性。
对于中国作者而言,虽然在发表开放获取出版物方面比以前更容易被接受和被鼓励,但与期刊的影响力相比,期刊的出版模式从来就不是一个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美国开始实施强制性的开放获取出版政策,更多的出版机构将加速向开放获取转型,而中国在出版方面的支出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仅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只有不到5%的中国论文发表在了中国出版机构拥有的期刊上。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这一政策公告增加了中国进一步发展其科技出版产业的紧迫性。“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句话已经被更多地接受而不是怀疑了。如果这一新政策会促使中国推出更有力的新政策来支持中国国产期刊的发展,那么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Alison Mudditt:我的第一反应?那就是终于来了!!我并不是要忽视这项新政策给一些人(两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文和社会领域的出版机构)带来的真正挑战,但我相信各位同行博主们会对他们提供实质帮助而不仅仅是道义支持。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不仅是对开放获取的倡导者们,对公平获取、对研究的信任以及对科学进步而言也是如此。对我来说,开放获取处在可持续、公平且包容的开放科学未来的核心位置。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不仅是对开放获取的倡导者们,对公平获取、对研究的信任以及对科学进步而言也是如此。对我来说,开放获取处在可持续、公平且包容的开放科学未来的核心位置。
最重要的益处是免费且不受限制地获取到研究成果。在科学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的现在,这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依然是很重要的。美国国内和全球性挑战的数量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要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能广泛地获得有信誉的研究成果。数据的纳入将提升该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能帮助更好地解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以及科学内容的可信度(比如“我们随时可以分享我们观点的支持证据”)。要真正做到数据的FAIR(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原则,就需要克服许多的困难;鉴于此,我希望这有助于推动创新。
数据的纳入将提升该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能帮助更好地解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以及科学内容的可信度(比如“我们随时可以分享我们观点的支持证据”)。
尽管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了进展,但开放获取在中低收入国家仍然很重要。他们如今正在成为全球发达国家所造成的问题的受害者——无论是气候危机、环境退化还是乌克兰战争。要应对这些挑战,就要从科研文献的开放和直接获取开始。
我个人观点的一大回旋余地:除了对绿色开放获取模式的支持之外,我确实还希望这份备忘录能提到其它的业务模式。相反的是,实现公开获取的机制被留给了各家机构自行实现。默认金色开放获取的方案以及大型商业化出版机构挖深护城河的做法并不可怕。但就目前而言,我的内心是非常乐观的,我也相信这一新政策将推动该领域内出现早该出现的创新(特别是考虑到该政策特别注重公平在其实施中的重要性)。
博主们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明天将发布其它的回应。与此同时,欢迎在评论中加入讨论!
对于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这份政策公告,你的初步想法是什么?